理琪在我家

         王利华1935年，震惊胶东半岛的“一一·四”暴动失败。11月18日午后，国民党军队在文登县底湾头村进攻我暴动队伍，敌人依仗兵力和武器的优势，用大炮、机枪开路，朝我暴动队伍压过来。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暴动队伍损失严重，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等20位革命同志被杀害于文登县城西门外，敌人把烈士的头颅悬挂在城门楼上。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大地，胶东半岛阴森肃杀，人民只得将悲愤暗藏心底，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然而革命并未失败，坚强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大家准备待机再发，将革命进行下去。

         此时，在河南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交通员邓汝训与在上海的理琪同志取得联系，派他到胶东担任中共特委书记，恢复党的组织，领导胶东的革命斗争健康发展。理琪同志到胶东后，起草了《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作为胶东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全面总结分析了胶东我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改进措施，提出了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将胶东我党的斗争纳入正确的轨道。1936年的春夏，理琪同志曾暂住我家一段时间，领导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我因参加“一一·四”暴动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关在文登县监狱，因敌人找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罪证”，加之我只有15岁，三个月后，只好把我放了出来，回到了我的家——汪疃乡西院下村。到家就听说胶东我党有了新的特委书记——理琪，我高兴得把自己在狱中遭受的折磨都丢到脑后去了，急切盼望有一天能亲眼见见这位新书记。

          当时，我一家全是共产党人，父亲王志福是村中共党支部书记，大哥王洪、二哥王言昌、姐王言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常来我家的王亮（原名江辉明）同志是中共文登地下县委组织委员（后来成为我的丈夫），这是一个成色十足的“共产党员之家”。

         大约是1936年8月的一天傍晚，王亮来到我家，对我爹说：“志福大叔，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特委书记理琪要在您家住些日子。”“一一·四”暴动之后，敌人在烟台以及各县城特别加强了戒备，严密防范我党地下活动。为暂避敌锋芒，特委决定领导人到基层村落暂住，同时开展工作。考虑到我家都是共产党员，是最为合适的落脚工作之处，所以就确定理琪同志住我家。当然，我一家高兴得不得了，可又担心起来：理琪同志能住咱这穷山小村，吃咱这粗菜粗饭吗？

         王亮笑着说：“你们大概听说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上海来的，就生出这些个疑问，等你们亲眼见到他，就知道啦！”他擦擦脸上的汗水说：“没多少时间了，咱们赶快准备，理琪同志明晚就来了，只剩一天多时间。我看，请志福大叔马上召开党员会，商议掩护的事，要保证绝对安全！工作要周全严密，村周围要有岗哨，村里要有人盯住地主的活动，还要派精明的党员到敌人内部探听情况。”略思片刻，他提出为防万一，要在理琪住的房内搞个信号什么的，墙脚下准备好一架梯子，便于紧急撤离用。他又说：“这些准备工作在会上要让大家研究一下，安排得实实在在的，我立马要到县委联络站去。”说完，他要了一块玉米面冷饼子，朝怀里一揣，出了大门，消失在夜幕里。

         很快，村里的党员接到通知，悄悄来我家开会。会上按王亮传达的县委指示，对理琪到来之事做了细致的研究部署，党员都作了分工，各自领了任务，会议直到午夜才结束。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坐立不安，盼着天赶快黑。为理琪准备的西屋里间以及吃的用的都收拾好了，家里很穷，可还是搞了一点肉和鱼，一家人如同等待远归的亲人一般，一趟趟的到院门外张望。

天，终于黑下来了，忽然听到有节奏的轻轻几下叩门声。“来啦！”按事先的约定，我爹轻轻咳了几下，以示一切正常，然后慢慢打开院门，门外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王亮提着短枪、扛着一只麻袋站在旁边。理琪同志来了！我们急忙把他让进院来，王亮在外环视周围，见无可疑情况，转身也跟了进来。待到栓好院门、关好房门，屋里立刻热闹起来，把理琪同志让到炕上坐下。我端起一碗开水送到炕桌上，趁此仔细打量这位书记：白净面庞，略显长方，高鼻梁，浓眉，两目炯炯，约二十七八岁。王亮走过来向理琪介绍我们一家：“这是志福大叔，这是王大婶…… ”我爹说：“今天时候不早了，都先休息吧，明天我再给书记说说安排情况。”理琪想了一下说：“好吧，老王，你把麻袋解开检查一下，看看油印机摔坏了没有，一路上摔了不少跟头呐。”

         第二天上午，村党支部开会，我爹、王亮、本村党员王杨向特委书记汇报情况。我爹先讲了我们村的情况。我们这叫“小西泊村”，东面离此半里路还有个大村叫“院下村”。近处的人们把这两个村分开叫，远处的人们把两村合称“西院下村”。小西泊村有20户人家，除一户富农外，其余19户全是“赤色群众”。院下村就复杂些，村长是个地主，立场反动，常向国民党通风报信，但他惧怕昆嵛山的红军游击队，不太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共产党。对于这里的地理环境，我爹接着介绍说，小西泊村三面环山，北面的“燕望口”通向大海，西北的葫芦头山口通向牟平县城；正西的大山里有一座旧庙，住着一个老道士；西南山口通向昆嵛山，翻过正南小山，朝东南是界石集，稍偏南是旸里镇，这两个地方驻有国民党军队。东北20里外是汪疃集，这里有国民党二区区公所，也叫乡农学校，还驻有国民党的剿共队伍，是二区的反共据点，我们这里属二区，也就是汪疃区。

讲到这儿，我爹说：“有空让王亮带你到附近山里转转，这里山区很适合我们的同志开展地下活动。至于敌人情况，王杨你给书记说说，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王杨是个残疾人（瘸腿），他负责理琪的安全保卫工作，王杨把他掌握的敌情向理琪一一作了汇报。最后，理琪要王亮把二区我党的活动情况以及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情况详细谈谈。王亮从“一一·四”暴动失利谈起，做了详细的汇报。理琪静静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些什么，与王亮研究着，直到天黑。

         入夜后，派到敌人内部探消息的大哥王洪、二哥王言昌和本村党员王言成、王言金都回来了。晚饭后，党员都凑到我家东厢房，等候理琪同志讲话指示。炕上放一张小饭桌，油灯的灯芯挑得很高，屋里比平常亮堂多了。人到得差不多了，理琪走了进来。大家看到特委书记来了，就一齐站了起来。理琪忙招呼大家坐下：“同志们可不要这样客气，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今天我先讲讲，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向大家请教。不知大家今天想听些什么？”王亮说：“大伙想请你讲讲全国的革命形势。”“一一·四”暴动失利后，党员们急切需要了解外面及全国的革命情况。理琪先分析了暴动失利的内外原因和经验教训，鼓励党员们要坚信革命终究会胜利的，要求党员要树立坚持长期斗争的信念。他严肃地指出：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胶东地区当前的任务是停止武装暴动，避免大的损失，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我党组织，继续壮大党的力量，准备将来时机成熟时迎接更大的战斗。理琪说：“我们一方面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政治上孤立、打击敌人；一方面要努力壮大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待时机，战胜敌人，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听了特委书记这一番话，党员们心里亮堂了。接着，理琪又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他告诉大家，党中央、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带领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延安，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正在领导全国的抗日救国斗争。这些事，我和在场的党员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激动。理琪指出：“革命形势在不断变化，党员要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用理论指导斗争。”他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要靠武装斗争，但不能硬拼。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打倒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要解放全人类，建立美好的新世界，并不是要大家去拼死，如果都去拼死，那就不要革命求解放了。当然，革命免不了要流血牺牲，但要避免无谓的牺牲，要学文化、学知识，才能做好革命工作。”他一直讲到午夜。最后，他告诉大家，他准备今后抽些时间给大家讲讲革命理论知识，教大家学文化。听了特委书记的这次讲话，党员们都很受鼓舞，觉得干革命有了方向，都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理琪在我家住下后，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当地特别是二区的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党员、基本群众的损失情况，他迫切需要了解白色恐怖下群众对我党的态度，坚定的、观望的、动摇的各占比例多少。他力争在小西泊村的有限时间内把二区的我党组织恢复整顿好，壮大党的力量，为将来的斗争做好准备。他天天忙着了解情况，常常深夜外出，到山区、到大小村庄召集各种秘密会议，白天跟县委同志研究工作，一天下来很是紧张。尽管如此，理琪为了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还尽量抽时间给我们讲课，他讲过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还讲“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我们这些山村党员文化都很低，有的还是文盲，听起来很费力，不好理解，理琪发觉后就决定集中些时间，教我们学文化。学文化从识字开始，他和王亮商议举办“新文字学习班”，他先教王亮，然后把村里党员召集起来，亲自动员大家学习“新文字”，要求除年纪大的外，其他党员都要学。

         理琪很重视对工农党员的文化教育，他在编写课本时，尽可能选用有政治意义的词句，如：“马枪短，步枪长，打日本是一样。”在他的教诲下，我们进步很快。刚开始时他告诉我们，学会28个字母就可以看书，大家不信，当我们学习到课本最后一部分时，就深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了。由于逐渐能看一些文章了，所以大家的求知欲一天比一天高起来，理琪通过北平燕京大学的张国强，为我们订了新文字的半月刊、小书报，这些报刊邮寄到文登县龙泉汤集，我们再去取。这些书报内容新鲜丰富，有革命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常识、有故事。如：《六国的故事》开头写道：这个世界说起来很奇怪，有光溜子（赤身）的，有穿绸子的……讲的尽是穷人与财主斗争的事，但没有一个“革命”字眼。我问理琪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不用革命字眼，这样的书可以公开在社会上教育群众，同样是宣传革命。有的报刊登载了东北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如《李洪光骑马杀敌人》等，还有介绍苏联的文章，如《苏联五年计划真伟大，全国实现电气化》。这些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看到半月刊上苏联妇女工作生活的照片，有女拖拉机手、女警察……觉得苏联妇女真幸福，希望将来中国也能这样。看到我们学会了新文字，能看些书报了，理琪非常高兴。他在教大家学文化时用通俗语言穿插讲解了许多革命理论、历史知识、政治经济学常识，讲解对党的指示的理解，讲胶东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讲对敌斗争策略和技巧。

         9月初的一天，清晨大雾，我在院子里听到东厢房王言成在睡觉打呼噜，正想把他叫醒，突然听到外面“嗵！嗵！嗵！”三声撞墙报警信号。“糟啦！”我喊着就朝理琪屋里跑，这时王亮也发觉有紧急情况，他抓起短枪，顶上火，朝理琪说：“快！跳窗！翻墙出去！”他提枪拉起理琪由后窗越墙而出，顺房西头的小水沟跑到村南河边。这时，一队国民党兵正在进村，王亮拉着理琪钻进了树林，正在南山上的我大哥王洪看到情况危急，就用土枪开了一枪。敌人听到南面有枪响就直奔而去，理琪他们乘机上了西南方的山里。王亮拉着理琪转移出去后，我忙把王言成叫起来推出门去，然后回到理琪屋里，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遗留物件或引起敌人怀疑的痕迹。收拾完，就把两本新文字书掖在裤带上，拔脚向外跑去。王言成在前，我在后，两人不约而同朝东南山跑去，想把敌人引到相反的方向去。很快，我发觉今天的这伙敌兵与往常不同：军装整齐，每个兵都拿着手枪，像蝗虫一样爬满了山坡，到处搜查。我和王言成只得悄悄蹲在深草中远远望去，非常担心理琪他们的安全。过了一阵，看到敌人向理琪藏身的山上搜过去，我一急，心生一计，钻到一片高粱地边，假装收拾庄稼，故意弄出一阵阵响声。敌人果然调回头吼叫着朝我扑过来，“干什么的！”“收庄稼的。”“看见红匪了没有！”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这些国民党兵看我是个小姑娘，问不出什么，就在四周搜了一遍，这时山下响起了号声，他们就纷纷跑下山集合去了。雾渐渐散去，我惴惴不安地朝村里走去，远远望去，敌人押着一些人。走近细看，这些人中只有一个是本村村民，我才松了一口气：特委书记总算没事！待到敌人离开小西泊村朝东开去时，理琪和王亮也安全归来了。大哥也从南山跑了回来，王亮对我大哥说；“好险啊！”我大哥说：“我半夜侦察到韩复榘派手枪旅来‘清乡’，立刻赶回来报信，可被敌人围在一个村子里出不来，都快急死了，直到敌兵开始行动，我才脱身出来。敌人走大路，我走山路，拼命往回赶，等我翻过南山，一看敌人快进村了，就急忙打了一枪。”王亮说：“多亏你那一枪把敌人引开了，你知道吗，那会儿敌人正朝我们搜过来，太险了。”理琪在一旁整理着被雾打湿的衣服，口中哼着小曲。王亮说：“我们都急坏了，你还唱歌？”理琪若无其事的说：“这对我们等于玩了一场游戏。”我爹拉着理琪的手说：“啊呀呀！你说得轻快，要是你特委书记有个三长两短，俺们可怎么向党交待啊！”理琪沉思一下说：“老爹爹，看情况，这些兵是外来货，人地两生，不是专找咱们来的，他们网撒得急，收得也快，地方狗子没跟上，这就便宜咱们啦。不过，不能大意，要把侦察网的工作抓紧，及时掌握情报，防止敌人卷土重来。”

事后，据情报得知，敌人此次行动并没有具体的重点目标，根本不知道胶东特委书记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带走的村民，因找不到什么把柄，也只得放了回来。

         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夜里还要教大家学习，理琪同志劳累过度胃病犯了，饭量大减，健康状况不好。大家劝他注意休息，他只是答应，但照样工作不停。我一家人都很着急，家里穷，没有钱，无法给特委书记改善伙食。一天夜里，我爹妈，还有大哥、二哥聚到东厢房悄悄商议，决定把自家的一亩开荒地卖掉，用这个钱给理琪买些东西补补身子，商定要对理琪保密，他若对生活改善提出疑问，就说是乡亲们相助送来的，我家的这一亩地，就这样“革命”了。（写于1983年，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