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的昆嵛山，翠峦叠嶂满目葱茏。在群山绵延的昆嵛山泰礴顶东侧，方圆30平方公里之间分布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山洞，当地人称其为“老蜂窝”——是因为山洞状如蜂窝般分布于山间；二是因为这些山洞常有大马蜂而得名。其中一处大山洞有两间房子大，能容纳二十余人，是当年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政治学习的场所。因为此处地势险要、人迹罕至，中共胶东特委发起的“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当年的革命剩余力量就以“老蜂窝”为据点，在这里疗伤、养兵、学习政治理论，为后来的天福山起义积蓄革命力量。

       宣传阵地，红歌传遍“小苏区”

       听说记者要探访“老蜂窝”，为我们带路的文登市界石镇政府文化站站长宋英华连连摇头，“如果没有特殊任务和专业装备，这个时节还是不进去的好，随时会有毒虫毒蛇出没。”宋英华告诉记者，最适宜进山的时候就是冬天草木枯黄、虫蛇冬眠时，“当年的红军游击队员大多是昆嵛山区人，对于生人来说，没人带路很难找到这个地方，可见‘老蜂窝’多么隐蔽。”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张连珠、程伦、曹云章等胶东特委主要领导成员英勇牺牲，特委的几个秘密联络站也因暴露被查封。于得水、王亮、邹青言、刘振民等带领着“一一·四”暴动的部分队员，进驻昆嵛山区，建立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于得水任队长。在昆嵛山上，于得水带领游击队员采取灵活战术，展开游击战争，成为胶东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辗转于昆嵛山间的红军游击队员发现了“老蜂窝”这处极为隐蔽的地方，经胶东特委领导者实地查看后，决定在此举办培训班，培养革命力量。

       1936年4月，昆嵛山游击队在“老蜂窝”山洞里举办了红军游击队培训班，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印发的《俄罗斯革命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等材料，增强革命斗志和军事知识，并利用闲暇时间学唱革命歌曲。

       “我父亲当时编了几首歌，《大雪飘飘在天空》《穷人没法过》《妇女求解放》等等。比我大七八岁的表姐会唱，还经常跟着我父亲去活动。”刘振民的儿子刘瑞琴回忆说。当时，“大雪飘飘在天空，胶东正在闹革命”等歌词在文登一带广为传唱。刘瑞琴的表姐王士英当年只有十一二岁，也和很多儿童一起秘密为党做地下工作。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胶东大地，红色的革命火焰生生不息。

       据刘瑞琴介绍，在学习班第二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共产党地下联络员杨玉清背着大半袋子粮食进山时，被地方国民党镇长发现，遂率领200多名匪兵分两路包围“老蜂窝”，隐蔽在昆嵛山上的游击队岗哨发现后，随即鸣枪报警。学习班成员爬上山顶投入战斗，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优势，战士们一面打枪一面掀石炮。“老蜂窝”训练班的队员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伤亡。

       艰苦岁月，更显军民鱼水情

       于得水因为骁勇善战，屡次在关键时候出其不意地牵制敌人，他的名字在当时可谓远近闻名，身逢绝境时总有百姓出手相助。全国解放后，于得水曾写信给刘瑞琴，让他帮忙寻找曾掩护过他的两位好心群众。

      “于得水曾来信说，他有一次被敌人追杀，碰到一个拉大板车的。一听说是于得水，拉板车的人就让他上车藏在货物底下，对敌人谎称说于得水跑到松林里，于得水躲过了一劫。”刘瑞琴说，后来他在辗转打探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好心群众，也从侧面了解到了当年的军民鱼水深情。

       在“老蜂窝”山脚下的蒿  村，71岁的张连华对于那段历史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放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里的那个面口袋，还是我们家的呢！”说起这段往事，张连华满脸自豪。

       时间退回到70多年前，张连华的爷爷张凤兴当时在界石一带也算得上是富庶人家。“爷爷做面粉生意，还捎带着卖女人用的头花、发簪等等，家里有一辆大板车，生活还可以。”张连华说。而之所以与“老蜂窝”上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则是由于自家的远房亲戚牵线。“据我父亲说，当年我奶奶的弟弟是党的地下联络员，由他牵线，我父亲张元信和我大伯张元刚每天夜里去给‘老蜂窝’里参加培训班的游击队员送饭。”

       “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都难，穷得地瓜干都不能管饱，但是给游击队送的都是白面烙的火烧和大米。”张连华仔细回忆着那些经由他父亲讲述的细节。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保证游击队的口粮，张元信和张元刚又租了一辆大板车，两辆车同时从烟台往界石运送大米、白面。“火烧不能白天做，白天太招眼，我母亲和我大妈每天晚上等别人家都熄灯睡下了，就开始起火、烙饼。前一天做好的火烧，第二天夜里由我父亲和大伯送上山去！”

       夜幕沉沉，张元信和张元刚兄弟俩用扁担挑着火烧和大米，顺着漆黑的山路往“老蜂窝”上赶。为了保护山上的党组织，张元信和张元刚兄弟并不能直接上山，而是把口粮交给“老蜂窝”山脚下一个寺庵里的看庵人王开仁，再由王开仁与山上的游击队员联系。这一送便是两个多月。

       提起看庵人王开仁，张连华一家有着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培训班被敌人发现后，敌人抓住了王开仁，把老人吊起来毒打，逼迫他说出是谁给山上送粮食，老人硬是咬着牙没说，我们全家都对他充满了感激。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到山上去看他。”

      全国解放后，于得水也辗转与张元信、张元刚兄弟取得联系，并寄来书信和照片。据张连华说，于得水曾经多次写信给张元刚，说自己很想回来看看。但是不久，张元刚去世，于得水很受打击，心情沉痛，回乡一事便被搁置了。

      多年后，乳山籍著名作家冯德英曾在长篇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里大篇幅描写了当时昆嵛山军民抗日战争中的动人故事。在冯德英笔下，这片如今满目葱翠的山区曾经硝烟四起血流成河，也曾经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虽苦泪交织，但精神永存。

      游击作战，革命精神代代传

      在敌人重兵压境、疯狂围剿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利用昆嵛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辗转山里山外。于得水带领的红军游击队采取诱敌上山、奇袭巧夺等策略，数次成功牵制了敌人的“清剿”兵力。

      敌人“清剿”的重点是那些出了名的“红”村子和比较大的村庄。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牵制敌人的兵力，减少那里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损失，于得水把游击队员分成三个组，或穿便衣，或穿缴获的敌人服装，每晚出去扰乱敌人。这样，每到晚上，昆嵛山上有的地方石炮轰响，有的地方火光连天，敌人在据点里不得安宁。1936年春，“清剿”的敌军逐渐撤走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界石村有个‘联庄会’，当地老百姓都叫它‘扎子’，相当于一个国民党的派出所，于得水曾在攻打‘扎子’的时候负伤住村。”刘瑞琴回忆说，敌人的主力撤走后，驻在昆嵛山东麓界石村的“联庄会”，仍横行乡里。盘踞在这里的敌区中队，经常派出便衣侦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行踪。而界石村在昆嵛山脚下，又是山前、山后和山东之间的枢纽，游击队决定拔除这颗钉子。6月2日，于得水、王亮等率部分游击队员，袭击了界石村“联庄会”，俘敌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多支、子弹2000多发。这支精明强干的红军游击队，以智勇双全的胆识和顽强的毅力，留给后人一段又一段口耳相传的民间佳话。

      “前几年，鞍山党校研究党史的一批人曾在这里住了一天，他们说鞍山当地很多老党员都是文登人发展的，还在我们家老屋（顺记书店）外面拍照。”刘瑞琴说，“一一·四”暴动后，党组织曾受到很大挫伤，后来有一部分党员分散到东北一带，在那里发展党员。

      1937年12月24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赶赴天福山，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并以这支队伍为主体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从此，第三军转战胶东大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