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嵛山深处的红色据点——老蜂窝

发布日期:2022-04-07点击量:6855信息来源:原创

        盛夏时节的昆嵛山,翠峦叠嶂满目葱茏。在群山绵延的昆嵛山泰礴顶东侧,方圆30平方公里之间分布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山洞,当地人称其为“老蜂窝”——是因为山洞状如蜂窝般分布于山间;二是因为这些山洞常有大马蜂而得名。其中一处大山洞有两间房子大,能容纳二十余人,是当年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政治学习的场所。因为此处地势险要、人迹罕至,中共胶东特委发起的“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当年的革命剩余力量就以“老蜂窝”为据点,在这里疗伤、养兵、学习政治理论,为后来的天福山起义积蓄革命力量。

       宣传阵地,红歌传遍“小苏区”

       听说记者要探访“老蜂窝”,为我们带路的文登市界石镇政府文化站站长宋英华连连摇头,“如果没有特殊任务和专业装备,这个时节还是不进去的好,随时会有毒虫毒蛇出没。”宋英华告诉记者,最适宜进山的时候就是冬天草木枯黄、虫蛇冬眠时,“当年的红军游击队员大多是昆嵛山区人,对于生人来说,没人带路很难找到这个地方,可见‘老蜂窝’多么隐蔽。”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张连珠、程伦、曹云章等胶东特委主要领导成员英勇牺牲,特委的几个秘密联络站也因暴露被查封。于得水、王亮、邹青言、刘振民等带领着“一一·四”暴动的部分队员,进驻昆嵛山区,建立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于得水任队长。在昆嵛山上,于得水带领游击队员采取灵活战术,展开游击战争,成为胶东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辗转于昆嵛山间的红军游击队员发现了“老蜂窝”这处极为隐蔽的地方,经胶东特委领导者实地查看后,决定在此举办培训班,培养革命力量。

       1936年4月,昆嵛山游击队在“老蜂窝”山洞里举办了红军游击队培训班,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印发的《俄罗斯革命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等材料,增强革命斗志和军事知识,并利用闲暇时间学唱革命歌曲。

       “我父亲当时编了几首歌,《大雪飘飘在天空》《穷人没法过》《妇女求解放》等等。比我大七八岁的表姐会唱,还经常跟着我父亲去活动。”刘振民的儿子刘瑞琴回忆说。当时,“大雪飘飘在天空,胶东正在闹革命”等歌词在文登一带广为传唱。刘瑞琴的表姐王士英当年只有十一二岁,也和很多儿童一起秘密为党做地下工作。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胶东大地,红色的革命火焰生生不息。

       据刘瑞琴介绍,在学习班第二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共产党地下联络员杨玉清背着大半袋子粮食进山时,被地方国民党镇长发现,遂率领200多名匪兵分两路包围“老蜂窝”,隐蔽在昆嵛山上的游击队岗哨发现后,随即鸣枪报警。学习班成员爬上山顶投入战斗,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优势,战士们一面打枪一面掀石炮。“老蜂窝”训练班的队员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伤亡。

       艰苦岁月,更显军民鱼水情

       于得水因为骁勇善战,屡次在关键时候出其不意地牵制敌人,他的名字在当时可谓远近闻名,身逢绝境时总有百姓出手相助。全国解放后,于得水曾写信给刘瑞琴,让他帮忙寻找曾掩护过他的两位好心群众。

      “于得水曾来信说,他有一次被敌人追杀,碰到一个拉大板车的。一听说是于得水,拉板车的人就让他上车藏在货物底下,对敌人谎称说于得水跑到松林里,于得水躲过了一劫。”刘瑞琴说,后来他在辗转打探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好心群众,也从侧面了解到了当年的军民鱼水深情。

       在“老蜂窝”山脚下的蒿  村,71岁的张连华对于那段历史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放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里的那个面口袋,还是我们家的呢!”说起这段往事,张连华满脸自豪。

       时间退回到70多年前,张连华的爷爷张凤兴当时在界石一带也算得上是富庶人家。“爷爷做面粉生意,还捎带着卖女人用的头花、发簪等等,家里有一辆大板车,生活还可以。”张连华说。而之所以与“老蜂窝”上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则是由于自家的远房亲戚牵线。“据我父亲说,当年我奶奶的弟弟是党的地下联络员,由他牵线,我父亲张元信和我大伯张元刚每天夜里去给‘老蜂窝’里参加培训班的游击队员送饭。”

       “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都难,穷得地瓜干都不能管饱,但是给游击队送的都是白面烙的火烧和大米。”张连华仔细回忆着那些经由他父亲讲述的细节。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保证游击队的口粮,张元信和张元刚又租了一辆大板车,两辆车同时从烟台往界石运送大米、白面。“火烧不能白天做,白天太招眼,我母亲和我大妈每天晚上等别人家都熄灯睡下了,就开始起火、烙饼。前一天做好的火烧,第二天夜里由我父亲和大伯送上山去!”

       夜幕沉沉,张元信和张元刚兄弟俩用扁担挑着火烧和大米,顺着漆黑的山路往“老蜂窝”上赶。为了保护山上的党组织,张元信和张元刚兄弟并不能直接上山,而是把口粮交给“老蜂窝”山脚下一个寺庵里的看庵人王开仁,再由王开仁与山上的游击队员联系。这一送便是两个多月。

       提起看庵人王开仁,张连华一家有着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培训班被敌人发现后,敌人抓住了王开仁,把老人吊起来毒打,逼迫他说出是谁给山上送粮食,老人硬是咬着牙没说,我们全家都对他充满了感激。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到山上去看他。”

      全国解放后,于得水也辗转与张元信、张元刚兄弟取得联系,并寄来书信和照片。据张连华说,于得水曾经多次写信给张元刚,说自己很想回来看看。但是不久,张元刚去世,于得水很受打击,心情沉痛,回乡一事便被搁置了。

      多年后,乳山籍著名作家冯德英曾在长篇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里大篇幅描写了当时昆嵛山军民抗日战争中的动人故事。在冯德英笔下,这片如今满目葱翠的山区曾经硝烟四起血流成河,也曾经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虽苦泪交织,但精神永存。

      游击作战,革命精神代代传

      在敌人重兵压境、疯狂围剿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利用昆嵛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辗转山里山外。于得水带领的红军游击队采取诱敌上山、奇袭巧夺等策略,数次成功牵制了敌人的“清剿”兵力。

      敌人“清剿”的重点是那些出了名的“红”村子和比较大的村庄。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牵制敌人的兵力,减少那里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损失,于得水把游击队员分成三个组,或穿便衣,或穿缴获的敌人服装,每晚出去扰乱敌人。这样,每到晚上,昆嵛山上有的地方石炮轰响,有的地方火光连天,敌人在据点里不得安宁。1936年春,“清剿”的敌军逐渐撤走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界石村有个‘联庄会’,当地老百姓都叫它‘扎子’,相当于一个国民党的派出所,于得水曾在攻打‘扎子’的时候负伤住村。”刘瑞琴回忆说,敌人的主力撤走后,驻在昆嵛山东麓界石村的“联庄会”,仍横行乡里。盘踞在这里的敌区中队,经常派出便衣侦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行踪。而界石村在昆嵛山脚下,又是山前、山后和山东之间的枢纽,游击队决定拔除这颗钉子。62日,于得水、王亮等率部分游击队员,袭击了界石村“联庄会”,俘敌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多支、子弹2000多发。这支精明强干的红军游击队,以智勇双全的胆识和顽强的毅力,留给后人一段又一段口耳相传的民间佳话。

      “前几年,鞍山党校研究党史的一批人曾在这里住了一天,他们说鞍山当地很多老党员都是文登人发展的,还在我们家老屋(顺记书店)外面拍照。”刘瑞琴说,“一一·四”暴动后,党组织曾受到很大挫伤,后来有一部分党员分散到东北一带,在那里发展党员。

      1937年1224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赶赴天福山,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并以这支队伍为主体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从此,第三军转战胶东大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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