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兴起于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金元之际。当时，南北割据，战乱频仍，南宋与金、金与蒙古、南宋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给中国北方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因南宋、金、蒙古由不同民族建立，所以伴随它们之间的战争而来的是汉族、契丹族与女真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不同民族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与宗教信仰，因此，民族矛盾又带来文化或宗教上的冲突。除此之外，南宋、金统治下的下层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亦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然而，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却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迅速兴起，并在元初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道教宗派。这充分说明全真道具有极强的调和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源于其思想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和谐因素。

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儒家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佛教《金刚经》提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的理论；道家主张“无己”、“忘己”，老子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言：“至人无己”（ “忘己”）。以“三教合一”为理论宗旨的全真道，在充分吸收三教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先人后己，苦己利人”为宗旨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

    全真道的修炼方式是“性命双修”，其修性的目的是破除一切执着，返归自然本性，实现与道合真。）王重阳磨练马钰的故事也能说明破除人执与我执在早期全真道修炼中的重要性。马钰出家之前是宁海富绅，颇有社会地位，王重阳把他打扮得不男不女，让他到宁海行乞，目的并不是有意羞辱他，而是要打破其种种执着。但马钰执着于以往的声望与地位，羞于见乡亲父老，拒绝到宁海乞讨，因而受到王重阳的痛打。王重阳这一行为，既表明了他当时急于教化马钰的迫切心情，又显示出他对破除人执与我执的重视。

     全真道“先人后己”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言：“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又言：“不敢为天下先”）。正是由于继承了老子的以上思想，王重阳与全真七子才提倡“先人后己” “先人后己”不仅是全真道破除人执与我执的重要方式，而且还被早期全真道视为全真弟子必须遵守的行事原则。 在“先人后己”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王重阳与全真七子针对全真道出家弟子，提出了许多具体行为规定，如不争、慎言、谦下、忍让、柔弱、顺从等。）其“苦己利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则主要受到墨家与儒家影响。《庄子•天下篇》言：“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家学派虽然在汉初已式微，但墨家吃苦耐劳的苦行精神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全真道继承了墨家的这种精神，并把其与佛教的苦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相结合，视“苦己利人”为立身行事之本。

    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因为“利”，即相互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二是因为“气”，即争强好胜，意气用事。假若我们能够积极发扬全真道“先人后己，苦己利人”的精神，那么，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化于无形，从而使整个社会走向和谐。

    道家、道教本以避世清修为主要特征，这也是其不同于儒家的特异所在。以“三教合一”为理论宗旨的全真道，虽然仍然以道教作为自己的信仰归属，但是却吸收了大量儒家与佛教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道教，形成道教史上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全真道与传统道教相比，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全真道在儒家“内圣外王”与大乘佛教普渡众生思想影响下，更关注世俗社会，提出了“功行双全”的口号。 全真道所谓的真功或内日用实际上是指命功修炼，而真行或外日用是指性功修炼。

     真功以拯救世俗中人为目的，而真行则是作为全真道修性的手段而直接产生了济世救人的效果。全真道的真行与真功都与世俗社会紧密相关，而“普济群生，遍拔黎庶”就是其处理自身与社会关系的主导方式。“普济群生”所体现出来的是全真道以济世救人为目的奉献精神因全真道把“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舍己从人，克己复礼”的真行视为得道成仙的必要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普济群生”是得道成仙的前提。但在早期全真道士中，在“普济群生”方面做得最突出的还是丘处机，其具体表现主要有济贫拔苦与劝善止杀两个方面。

（一）济贫拔苦。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至兴定元年（1217），由于战乱、饥馑与瘟疫，山东百姓死者不计其数。丘处机为救民众于水火，把诸处全真道观所存余粮分与饥民，而且还亲自带领全真弟子，勤耕苦作，争取收获更多的余粮以赈济灾民。）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路经邪米思干，见当地百姓苦于战争，死伤遍野，生活无着，便与随行弟子，“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

（二）劝善止杀。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山东发生农民起义，金统治者派遣驸马都尉仆散安贞带兵讨伐，但登州与宁海久久不能平定，仆散安贞求助于丘处机。在丘处机劝说下，登州与宁海农民起义军投降，避免了一场血腥与杀戮。金末，蒙古军挺进中原，大肆杀戮，为拯救中原百姓于水火，丘处机又不顾七十多岁高龄，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丘处机的劝说不仅使成吉思汗打消了以铁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使中原百姓避免了一场残酷的杀戮，而且还利用成吉思汗授予他的各种特权，拯救了无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

作为一种宗教，全真道理所当然具有一些富有浓厚宗教性的内容，比如内丹修炼与各种斋醮活动等，因为全真道把“遍拔黎庶”作为这些宗教活动的最终目的，所以这些貌似纯粹宗教性的活动，实际上仍与世俗社会具有紧密的联系。内丹修炼本来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与黎民百姓、芸芸众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全真道“性命双修”、“功行双全”的修炼方式却使修性与修命、真行与真功息息相关，从而赋予了内丹修炼一定的社会价值。全真道士修炼内丹不只是为了个人长生，而且还有试图通过得道成仙来达到“遍拔黎庶”的目的。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初，虽不反对斋醮，但也不提倡斋醮。然而，全真道要发展壮大，必须迎合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在马钰掌教时，就经常有人来请他举行各种斋醮活动，虽然马钰与王重阳一样，也不反对斋醮，但他却“未尝趁醮和天尊，不会登坛行法事”）。马钰仙逝之后，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等开始大行斋醮，正式吸纳了传统道教的斋醮仪式，把斋醮视为全真道的一项重要宗教活动。全真道举行各种斋醮活动的目的，除了弘道之外，就是为了超度亡灵、为民祈福。因此，斋醮是全真道“遍拔黎庶”的一个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