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明口述

我出生于1917年，当年出生的地方叫金斗夼，是在如今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桲椤村村西的一个山沟里（距桲椤村五里地），过去附近的一些老人也称那个地方为西庵。居住于这些地方的都是一些极其贫穷的老百姓，我们家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当年周家的先祖（我爷爷那一辈）属文登高村河西周家家族中的一支，后来经文登的二马（音）、辽上、集后、葛家、汪疃等地的五次辗转，才来到了桲椤村山西的庵上。从此以后，我们家就在庵上定居下来，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从山上搬了下来。我们家中共有弟兄姊妹七人，三男四女，我排行老四，是最小的男孩。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家居住的房子又陆续进行了扩建，到最后一共有五间正房和三间西厢。大约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由于一家人的辛勤劳作，家里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房子也换成砖石结构的（主要是石头）。到我十二岁时，父亲决定把我送到山下桲椤村的学堂里去读书。当时送我去读书的原因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有一个识字的人，免得被别人瞧不起。在我当时学校的地点是在村里的赵家祠堂，在当时，农村里的孩子念书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所以村里在此上学的孩子一共也只有二十多人，分为四个年级，由一个老师任教。老师是由村里共同出资聘来的，用的课本是民国通用的教材，当时的教材中已经没有了过去私塾中《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等内容，但教学的形式上和私塾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上是一种半是私塾，半是新学的启蒙教育。当时的学制是四年，每年的冬闲季节入学，第二年春天结束，时间大约为三个月左右。每天上午的七点多钟上课，十一点放学；下午一点去，六点放学，上下午各三节课。共分语文、算术、常识、唱歌和体操五门功课。语文开始从“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等认字开始，开始练字时是在石板上，后来才往纸上写。算术的内容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常识的内容现在回忆不起来，体操课主要是学习类似于现在广播体操的动作和单杠上的一些动作，还有跳高、跑步等活动。唱歌课学的歌曲至今还能记得两首：一首是老生扫殿，歌词是：“麈尾持予手，袈裟披在身，扫开千里雾，点破一天云。”另一首是纪念五卅惨案的歌曲，歌词是：“天昏地暗湖江边，英日恃强权，残杀我青年。弹如雨、血如泉，尸手握空拳。此仇不共天，野蛮不裂天，……。”从第一首歌里可以看到，有关宗教等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是当时学校学生的学习内容之一，占有一定的地位。第二首歌词则反映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遭强权欺压的境况。每年的学期末都要进行一次学业考试，每一门功课的满分为一百分，我学得最好的功课是语文，总的成绩不算突出，仅位于班级的中游。虽然成绩并不突出，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念书，我的一生也始终在不停地学习，也就是靠着这一点毅力，我这辈子才学到了一些知识。当时的学费是每年五吊钱（一吊钱一百个铜板），是老父亲靠着卖火烧（烙饼）和豆腐挣来的。四年的时间合计下来，我一共念了不到十三个月的书。这十三个月的书念下来后，其水平也只是是能认一些简单字， 以及个位数的加减乘除运算（当时小九九是必须背熟的）。读完书后，我又在家待了几年，帮家里干地里的各种农活。那时我家里共有十三亩地，九口家，养了一头小毛驴，自己有磨。当时的粮食产量很低，一亩地小麦能打一百一十斤就是好年景，产量最高的是地瓜，所以，我们一年中最常吃的饭就是地瓜干。但即便是地瓜干，也不是随时想吃就吃，挨饿是经常的事。那挨饿的滋味实在是难受，没有经过的人不知道那种滋味，有时饿的真是让人受不了，当时饿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为了不被饿死，父母经常吩咐我们到山里去挖野菜，回来后调和着麸子面一起蒸着吃，有时甚至连地瓜叶、地瓜蔓、春天的柳树叶等东西也都是我们一年中必吃的，那些东西要放在如今，肯定是咽不下去的。总而言之，当时的生活就是没法过，太困难、太苦闷了 。

自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时局就变得更加动荡，秋收后经常有二鬼子（伪军）下乡抢粮抓鸡（当时日本鬼子少，不大来），其情景就和过去电影上演的差不多。那时的老百姓有了粮不敢往家里放，都是到山里挖一个洞，放一口大缸里面，然后再把粮食放在缸里存放，每过一段时间还要拿出来进行晾晒。当时，每个村每天都派有一个人在附近的山上值班放哨，信号是由一颗绑着松树枝的长松杆，没有事的时候，长杆是立在山顶上，有事则放到，村里只要有人一看到树干倒了，或听放哨的传来二鬼子来了的消息，大家就往山里跑。总之，那些年给人的感觉就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不过上面说的这些这都是我出家两三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当时（1937年），距桲椤村七里地的贵家庄有一个六十多岁姓姜的老头，名字叫姜诚义，我们都叫他“老姜头”。由于他的闺女就在我们那里的庵上住，所以他经常到他闺女那里来。他看到我经常挨饿受冻的样子，就非常地可怜我。有一次在和他单独闲聊过程中，他突然用试探的口吻询问我说：“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吧？”，我说：“哪儿？”，他回答说：“庙里能吃上饭”，我又问：“那个庙？” 他说“我跟昆嵛山烟霞洞（神清观）里的道士挺熟悉的，听说那里的庙（观）上正缺一个小道士，你要想去的话，我可以领着你去，去了后你就不用挨饿了。另外，我看你喜欢念书，去了也正好可以多识两个字，还可以认识道家的经典。”听说去了有饭吃，可以不用挨饿，我心里十分高兴，所以当时就一口答应了他。而且当时就和他商量好，明日就出发。至于什么道家的经典，出家是什么意思，当时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为了怕父母阻拦，当天晚上回去后也没有敢告诉父母。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我瞒着父母，由“老姜头”领着，就去了神清观。那一年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天。进了神清观的山门后，“老姜头”就把我领到当时神清观的宫嗣海道长面前。当时的宫道长已是七十多岁了，身材不高，和我差不多，瘦瘦的，身著一身乌蓝色的道袍，神情平和而慈祥，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他当时仔细地打量着问我说：“出家当道士，你自己愿意吗？”我急忙对他点点头说：“愿意”。他看我回答的挺坚决，就叮嘱道：“那好，到观里可要守规矩呀！”然后他又转过头来对“老姜头”说：“这孩子我看挺好，与道有缘。等一会吃过晚饭，咱们再到大殿里正式拜师，你看怎么样？”“老姜头”则忙不迭地对宫道长说：“行行行，一切听您的安排，照规矩办。”——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当天晚上的晚饭是简单的家常菜，没有为我们特别地准备什么，只有一个菜，吃的是黑馒头（当时的麦子面里带麸， 所以馒头的颜色发黑。）， 这就是我入道出家的第一顿饭。当天的晚上，在神清观的大殿（老君殿）举行了出家拜师仪式。师父宫嗣海道长立在大殿正中的老君像前，“老姜头”则作为证人立在旁边。首先是给太上老君上了三支檀香，接着又跪在蒲团上对着师父叩了三个头，然后师父则对我讲了出家人应遵守的一些基本的规矩，简单的拜师仪式就算结束了。虽然整个仪式的过程很简单，但至今我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师父那和缓但透着坚定的声音：“第一要尊师重道，第二要守三皈五戒。”当时师父详细给我讲了三皈五戒的内容。三皈指的是：皈依仙、皈依仙法、皈依道士。“仙”指的是大智大慧的人；“仙法”指的是仙讲的教义；“道士”是指宣扬教义的人。五戒指的是戒杀、盗、淫、妄、酒。“戒杀”是指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律不能动，不能吃；“戒盗”是指不能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归为己有；“戒淫”是指出家后不能结婚；“戒妄”是指不能说假话、谎话，做人要讲信用；“戒酒”是指不能饮酒，因为酒后容易乱性。应该说这些规矩和当时佛家的戒律基本上是一样的。在讲完这些后，末了师父很郑重地加上一句：“不守规矩，逐出家门”。声音不大，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至今还音犹在耳。由于神清观长期以来一直属全真教龙门派的，所以进入神清宫出家后，刘慧仙师爷便按照龙门派百字年谱中“崇高嗣法兴”的顺序给我取道号“法静”。这样，我就正式成为神情观龙门派的第29代弟子。当时我的年龄是20岁。附：龙门正宗百字谱：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立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维懋，希夷衍自临。微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 ，大玅中黄贵，圣体全用功。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新。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光生，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拜过师父后，宫道长又送了我一身的道装，包括乌蓝色的道冠、道袍、白色高腰袜、布鞋等。并从此按道士的要求开始蓄发。“老姜头”当晚留宿在神清观里，第二天上午吃完早饭后，大约在九点左右，他叮嘱了我几句话后就匆匆返回了。现在想起来，虽然他领着我背着父母私自出家有点“那个”，但我这一辈子还是觉得挺感谢他的，没有他，我现在只能是一个无知识无技能的呆老头。当然，这也许是我与佛道有缘，宿世姻缘成熟的自然结果。大约在三、四天后，父母来到了观上看我，看到我能吃上饭，心情也挺好，各位道长和居士们待我都挺和善，也就放心了。他们是在吃过午饭后返回的，在观上一共只呆了大约两个小时左右。临走时，他们仍然不忘再次叮嘱我要好好听老道士们的话。那个时候贫穷家庭的父母，由于孩子多，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都很大，看到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为他们减轻一份生活压力，他们心里是不排斥的。虽然在当时离家做道士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也没有人歧视。对父母而言，能让孩子免除饥饿对生命的威胁也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当时神清观的整个建筑是明末第三次毁于战火后，在清朝初期建造的。后来又经过几次大小规模不等的修缮，整个建筑大约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当时神清观里除了师父和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名字叫葛世二，另一个叫孙长为，他们两个不是出家人，葛世二是一个闯关东回家的孤寡老头，他没有结婚，神清观收留了他；孙长为是一个在神清观养病的病人，因为我会医药的手艺。他的家人经常到观上来看他。他们两个人都是昆嵛山周围的本地人。当时中间的大殿（老君殿）房子共三间，房间很大也很宽敞，大殿内有竖有四个大柱子，支撑着整个屋架房梁。一进门的中间是太上老君（老子）的泥塑彩绘像，两旁有两个泥塑童子抱手侍立，整个大殿显得威仪肃穆 .宝相庄严。东西两边的墙上，是铺满整个墙壁的高高的黄色经橱，橱架上摆满了用黄绸缎包裹的书籍，后来才知道，那是明万历朝时期，朝廷颁赠的半部《道藏经》。（另半部在文登玉虚宫。）这部万历版的《道藏经》，是在明朝正统年间五千三百多卷的基础上，万历年间又增补了二百三十多卷合成的。万历三十九年（公元 1611 年）四月，万历皇帝颁发了一道诏书，赐给昆嵛山的道众《道藏经》一部神清观和玉虚观各半部， 所以神清观的这些道经就被称为“ 钦赐半部藏经”。西边真武殿里的正中是真武大帝的台坐像，是泥塑彩绘贴金脸，坐像前面摆放着云纹底座的木制牌位，上写：北极玄天真武大帝。东面七真殿的王重阳及七弟子的塑像也塑得很好，别有特色。当时神清观院内的碑石非常多，可以说满院子都是，这些碑都是神清观历史的见证，但好多碑刻现在都看不见了。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铜碑”，丘祖的《青天歌》碑和《十六绝诗》碑，以及宫卜万的《烟霞洞听子规歌》碑。神清观东侧的小山岭叫清风岭，原来叫卧龙坪。上面原来有一个著名的建筑是唐四仙姑石龛和清风亭。唐四仙姑的石龛听说现在还有一些残石在。师父对自己要求很严，他是一家之长，是庙里的大当家，里里外外许多事都需要他操心。要打算的事情确实很多，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我师父这个人确实非常有涵养，并不仅仅是因为年岁大。他批评人时从不发火，就是几句话，甚至几个字，顶多口气能稍微严厉一点。比如当他见到山下一些到神清观游玩的人，不懂得规矩，不尊重出家人的信仰，乱说乱道，让他感到很不舒服而又无法劝说时，他就会念叨“孽障”二字，来排遣他的无奈和不满，这是他表达严重指责时的口语。我这个人脑袋的记忆力还行，也肯下功夫，他教的东西我基本都能很快的掌握，在学习和干活上也从来不偷懒，所以他对我很满意，有时他感到特别高兴了也夸赞几句，但只是简单的几句：“记忆力还可以”、“好好学习，以后接着学”之类的话。对于我来说，每当师父露出欣慰的神情，说几句这样满意话的时候 ，我心里就感到特别高兴，学起来也更有劲。当时神清观的道士留发但不加冠，头发一般是每七天一洗，自己烧水，当时没有洗发剂，都是用肥皂。我们脚上穿的是普通的圆口手工纳底布鞋，里面穿的衣服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外面罩一件灰色长袍，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平常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动手洗，不假他人。衣服穿出破洞后就随手找一块布缝上，布的颜色没有特别的规定，只要干净不是红布就行。所以慢慢地时间长了以后，衣服就成了一件名副其实的“百衲衣”。我师父当时就常年穿着这样的一件百衲衣，由于经年累月的一层层叠补，衣服的最厚处起码有半指那么厚。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买不起一身衣服，主要是为了体现和尊重神清观几百年来所传下的道统，体现出家人以修道为唯一目的，苦己勤俭，不以奢华为尚的精神，同时也为后学作出一个表率和榜样。另外，这种勤俭的戒行也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因为做为一个修道者，只有破除“我相”，方可在修行的路上继续向上进阶。对未得道之人来说，苦行就是破除“我相”的一种修行方法。我平常对宫道长的称呼是“师父”，外人来一般称他“道长”，师父对观上的规矩也开始一样样地教给我，比如说：出家人进出道观的门时一定要先迈左脚，对人打招呼行抱拳礼时，也是左手抱右手，两手打拱， 鞠躬揖下。神清观属十方庙，不是子孙庙。所以有义务接待远道而来的出家人，当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的，我们都一律平等相待，有度牒的要查看度牒，没有度牒的同门要考宗谱，能背诵下来的便确定是同门，下面相处时便显得亲热一些，交流的话也多一些，但无论真假我们都留宿招待。当年的神清观里实际上是有两位老道长，一位就是师爷孙高起（“高”字辈），他是当时神清观名义上的道长，当时已经有八十多岁，第二位是我师父宫嗣海，他是玉林店镇西柳庄村人，是孙高起的徒弟。由于孙高起还兼任东殿后村东、岳姑殿下坡里庙的道长，并不常到庙里来，所以师父宫嗣海当时实际已经接管了观里的一切事物，成为神清观里事实上的当家人。当时宫嗣海师父也已经有六十多岁。师爷在我去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两年当中和他也就见了两三次面，他去世时我去带过孝，他也葬在神清观下的道士坟里（道士公墓）。神清观的道产是十来亩地和一定范围的山林。这十来亩地只有三、四亩比较肥沃，其它的大部分都十分贫瘠，天旱的时候有的地甚至连草都不怎么长，因此，那时我们主要作物只能是耐贫瘠、产量高的地瓜。所以，我们四个人一年里的主要食物是地瓜干。玉米和小麦则是用地瓜干到集市上换来的，地里不出产。观里的这十来亩地，大部分由下面村里的百姓租种。他们都是一些当地的贫雇农，自己没有地，就来求我师父让其代为耕种，每年交给我们一定量的地瓜干，剩余的留作他们自己吃。我师父为人和善好求事，所以观里的土地基本上都租出去了。这样做的一个意外好处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上山打材外买，用来补贴观里的日常费用，当时我们观里的唯一收入就是砍柴的收入（看病的草药是无偿赠送的）。当时观里所拥有的山岚，就是以现在神清观南北两侧山脊为界的中间部分。我们观里平常在饮食上比较单一，一年中除了过节外，上桌的菜除了咸菜以外一般就一个菜，大部分时间吃的是熬白菜和萝卜。当时神清观里仍然坚持吃素，持不杀戒，不但不吃肉，就连做菜时用的油仍然严格遵守全真教戒律的要求，绝对不使用猪油等动物油，只用花生油和豆油等植物油。花生油过去都是我师父到山下买来，等我去了以后，下山买油就成了我的事，那时能榨花生油的油坊离我的老家很近，所以每次外出买花生油时，我都能顺路回家看看父母，在除此之外在其它的时间我没有单独回去过。我这一生都是坚持吃素，即便还俗了以后也绝少吃肉，自己也确实体会到了吃素的好处。不说别的，吃不吃素，人体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就不一样，长年吃素的人，呼吸和散发出来的气味清，吃荤的则带有一种难闻的杂味。出家以后我一直按照道观里的规矩，不过俗家的节日。当时神清观一年当中主要的节日有这样的几个：

二月十五太上老君圣诞日

四月十五天官节

七月十五地官节

十月十五水官节

过节时，有时能改善一下生活，吃上一顿馒头。除此之外就是早晚两次到大殿上香和念早晚功课经（平日只有晚功课），晚上要敲钟，一共九九八十一下。敲的时候每九次一停顿，敲钟的声音传的很远，十里之内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的大钟是放在大殿门东的一个木架上，钟是生铁铸成的， 听师父说是很早以前从苍山前的辽阁庵搬过来的。当年神清观上香时用的一直是檀香，一天三次，一次三根，这是神清观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一直没变。那时我们观里用的檀香，都是宫道长专门从烟台的药材行买回来的檀香木（我来了以后，这个活就交给了我。），我记得当时买一块直径 10cm 左右、高 2 寸左右的檀香木需要北海币（共产党政权在胶东发行的纸币）十多元，十元钱在当时是一笔数目比较大的钱。刚买回来的檀香木是一整块的原木，呈圆柱形，刚买回来的檀香木需要我们自己把它一块块的劈开。劈成像过去的火柴棍那么长短和粗细，在过去，无论宫观还是庙宇都把这种劈好以后的檀香叫“寸香”，因为它的长度一般只有一寸多长。尽管当时我们道观的收入拮据，但在上香这件事情上从来不马虎，保质保量，每天早、中、午三次上香，天天如此。

当年神清观里虽然只有我和师父两个出家人，但在学习道家经典方面丝毫不马虎，当时的一天作息时间大体是这样安排的：早晨五～六点钟开始起床做饭，吃完饭后七点多种开始上午的忙碌，中午十二点吃饭，然后午睡一小会(麦收以后)，开始下午的忙碌。晚上六点左右吃饭，吃完饭后就把桌子放在炕上，师父和我一边一个开始教我学习，每天都是固定的学习两小时左右，师父当年对我的要求很严，天天如此，雷打不动。虽然我出家前有过一段上学念书的经历，但拿起道家的经典仍然有很多的字不识，念不上句，所以开始时，师父就先从教我学经典识字起步。当时观里有一本《康熙字典》，不会的字就让我查字典。最开始学的第一本经典是《太上说常感应篇》，就是现在所常见的《太上感应篇》。它是一本出版时间很久、纸张已经都发黄的单行本，这本书对我一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最大，至今仍然能够背下来其中的内容。当时的观里没有早功课，只有晚功课，所以念的经是早、晚功课经合并在一起的。其中《早功课经》的经文是这样的 ：大道洞玄虚，有念无不欺 ；炼质入仙真，随成金刚体；超度三界难，地狱无苦解；习归太上经 ，净念稽首礼。《晚功课经》的内容是：重重无名是苦根，苦根除尽善根存 。但凭慧 剑威神力 ，跳出轮回无苦门 。道以无心独有情 ， 一切方便是修真。若归圣智源通理，便是生天得道人。和学习《太上感应篇》一样，也是师父先把早晚功课经中我不识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给我认识，然后再让我背诵下来，背下来之后，再给我讲解其中文字的含义。这些都完了以后，就不在炕上学了，一定要到大殿老君像前敲着木鱼吟诵。当时的神清观虽然只有我们师徒二人为正式出家道士，但师父仍然恪守古制，每天在晚功课中唱诵这些经文。唱诵时师父左手敲木鱼，右手击鼓，按照固定的节奏和曲调进行，整个过程节奏舒缓、曲调和雅。我以后在学习其它的经典时，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路数下来。

大约在我出家半年以后，师父开始系统地教授我学习道家经典，所用的课本就是当时神清观里的《 道大藏经 》。这时的教学地点也由炕头搬到大殿里了 ，由于历代祖师们保护的好（当时为了怕用手翻污损书籍，使用的时候都是用竹签一页一页来翻的），神清观里的《道大藏经》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仍然没有大的损坏。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容易，既要精心保护，还要经常使用。关于静坐的要领，师父初步是这样讲的：“仰面起邪火，低头阴水生，腰弓不通气，闭目阳不升。”即静坐时两眼不可闭死，因为两眼闭死了，容易发生很多的弊病，出现很多阴境，所以二目要呈垂帘状。这些东西现在都公开了，很多书上讲的也很详细，但我看现在很多人做的并不对，主要原因是没有老师现场指导。

有人问我还有没有深入往上的功法，我老实地告诉大家，没有。当年师父教我的就是这些，没有教别的。我一生就是靠着这点看着不起眼的东西，几次跳过鬼门关，活到今天。现在的人好高骛远，不肯在最简单的地方下功夫，其实最初的就是最后的。我不否认可能有更深一层的功法，但没有清净戒律作基础我想只能学出一身毛病，起码不会长寿。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在圆寂时，弟子问他走后世人以后如何修行，他回答的是“以戒为师”。真正的佛教、道教的修行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当初我师父到处找有心出家的小道士，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找一个做饭的伺候自己，我师父直到临终的前一天还能够行动自如，能够自己照看自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昆嵛山道医的这门手艺能够传下去。因此师父在教我学习的过程中对我督促甚严，也感觉得出来他的着急，他是非常担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把龙门派医术传下去，对不起历代祖师。入观以后，我感觉他对我各方面的资质和表现还是满意的，当时我的年龄（20刚出头）正是学习新东西的时候，脑袋反应也还行，自己也有兴趣，肯下功夫。当然，他对我也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也许当时师父已经预感到未来时局的艰难，在有一次闲聊时，他看似无意地对我说：“将来的时局要有大的变化，观里恐怕呆不长久了，我教你学道医吧，一来你自己以后可以有个吃饭的本事，另外这也是咱神清观龙门派一脉独传的道门医术。”听说师父要教我东西，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看到我高兴愿意的样子，师父心里很满意，同时他很郑重地告诉我说，昆嵛山龙门派道医传到他这里是第四代。希望我好好认真学习，不要怕吃苦，将来机缘合适时，要发扬光大这一道门医术，为民造福，一定不要让它失传。我的道医技艺是宫师父手把手，一对一教出来的，是师父的亲传 。

我出家的第一年，白天主要以学习做饭、打扫清洁、晚上学识字为主。当有了识字的基础后，第二年就开始在师父的指导下，学习道医的第一部经典《伤寒论》，第三年开始学习《金匮要略》，第四年学习《温病条辨》，第五年学习《黄帝内经》。其中《本草纲目》一书是穿插在中间，并结合着上山采药学的。我就是在学完了《温病条辨》以后开始独自行医的。在这之前几年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是跟随师父旁边，边干边学。最开始只是帮助干些抄写药方、配制草药等杂活。抄写药方是中医师父带徒弟的主要方法，是师父言传身教的主要手段，是一对一学习技艺的最佳方法。由于平日经常有人慕名到观里请老道长看病，所以我很快地就学会了把脉、舌诊、方剂等技术。到后来，有了病号来，师父就常常先让我先看，完了以后他再给我审查一遍，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他就给我纠正过来，待病人走后，他重新给我仔细分析、讲解错在何处，应如何正确诊治，并及时给我传授道医诊疗的相关要领、诀法等窍门。在这种耳濡目染、心传口授的学习过程中，自己感觉医术的进步非常快，也慢慢地获得了师父的认可。师父当年在观里还传给我一本老的《汤头歌诀》书，那书看样子能有一百多年，书里的纸张都已经发黄了。里面一共有340多个方子，后来我自己又往里添加了100 多个，最后共计有 400多个方子，2000 年前后，有个烟台的人向我借阅，看着她很心诚，我就借给了她。后来她说不小心给弄丢了，还了我一个复印本。有人猜测她可能对我说了谎话，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方子是死的，怎么辨证活用才是精髓。历史上神清观的道医传下来很多的方剂剂型，到我来神清观时，很多的剂型已经不制作了，原因一是缺少人手，我和师父两人根本没有时间去忙活这些费工耗力的制作；再就是没有钱去购买一些特别的药物和专门的制作用具，只能尽我们能力制作一些相对简单的。但这些方子的配伍我都记了下来。道医的治病的一个特点是需要病人的一个对生活正确的态度，但很少有人把生活态度当成一个治病的方法。一个人没有了烦恼，心平气和了，身体的能量才会积聚、运行起来，去修复身体当中受损的部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道教中人对疾病讲究的是预防，并不是治疗，强调“治未病”。因为预防是一种积极而主动的行为，是操之在己、自己可以把握的。而治疗则显得被动，况且有些病也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道家养生讲究“治未病”，也就是防患于未然。一个修道之人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你入门修炼的就是对自身及外界的这份敏感，道教的根本理论其实就是天人合一的法则，这个法则用于人身就是养生和预防疾病。丘祖的《摄生消息论》就是专门讲这方面内容的，其中按四季对应脏腑的不同，分为：春季摄生消息、夏季摄生消息、秋季摄生消息、冬季摄生消息，内容非常具体而丰富。学道医难啊！道医与普通中医在医理上、治疗的方子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在修持上，道医学最核心的东西叫内证学，有守一、守窍、守呼吸等许多方法。在这一点上我只是有一点小体会，所证有限。到山里采药，是我和师父一年中必须干的一件活。采药首先要认药，要知道每一种的药材都长得什么模样，在那里有分布。你不能想，我想采哪种药，摸着个地方就去，那没有。你得认识它的生长环境。不同的药，喜性不同，有喜干燥的，有喜潮湿的，有生长在前阳的，有生活在背阴 的，有喜湿气接近水的等等，都要清楚。中药材现有几千种，昆嵛山道门所用药材没这么多，常用药材也就两三百种。药材的合理采集不仅可以保证药材的质量、药效，而且对保护、扩大药源也很重要。采收适时得法则药性强、疗效高，反之，则药性弱、疗效差。道医很早就注意到不同的药物在采收时节、采集方法上应当各有讲究。认识一种药草很难啊！不是仅仅付出体力就行的。当年为了认识昆嵛山的中草药，我跟随师父一直爬了六年，几乎跑遍了昆嵛山方圆百里的山山水水，哪趟山夼都去了。昆嵛山里的天然草药大部分都分布在远离村落的深山、高山里，因为那里的环境更适合于它们的生长，所以过去采药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由于我认识中草药都是师父亲临现场言传身教，所以我对各种药材的分布地点、寻找方法以及药性的特点、采集的时间、炮制的方法等等都了然于心，特别是对一些珍稀药材的寻找方法，尤为熟知。如今在昆嵛山里还坚持采药的几个老人，当初都跟我学过。采回来的草药为了便于长期贮藏， 我们全都是晾干存放。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按昆嵛山龙门派道医历代传下来的规矩，我们所采的草药从来不外卖，全部都用来给病人治病用，我在那里六年，所有来神清观看病、治病的人都是免费的。不但如此，由于在很多治疗方剂当中，有一些药是昆嵛山里没有的，还需要我们到外面去买来，对于这些买回来的药，在用于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一分钱不收。总之，只要是从神清观里拿出去的药，都是不花钱的。师父是1943年6月间去世的，师父在去世前的十多天身体就有了感觉，不能再上山了，我也感觉到他的体力在明显地下降。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过来，对我进行了最后的叮嘱，然后自己到房间里去休息了，到中午时就去世了。当时他的身体呈吉祥卧姿态，安详地躺在那里。在整理好师父的仪容后，我就下山找来几个熟悉的人帮忙，把师父放进棺木里。吃过中午饭后，我们几个人就抬着下山，来到山下神清观历代道士的公墓里，按照辈分的排序，找了一个地方把师父给安葬了。在1943年师父羽化后两个月，我便按照师父的嘱托，找到当时牟平城里“天春堂”（西门里）药铺的老板，去学习认识昆嵛山以外的中草药。师父在去世前曾对我说过，光靠昆嵛山的中草药治病是不够的，还要认识其它的中草药才行。由于“天春堂”的老板和我师父他们是老关系，有时他也跟我师父请教一些治病的方法。我在“天春堂”前后一共呆了大约七个月的时间，期间也偶尔回到观上住，也是在这期间有了被三次动员还俗的事情。所以到 1944 年秋天，我最后一次返回神清观，带上观里剩下的一些中草药和八宝坤顺丹、益母膏等成药，来到了玉林店镇的大屯圈村，开始自己开药铺谋生。在大屯圈开药铺期间，经人介绍，我与徐士文结为了夫妻。我老伴小我六岁，是通过给他父亲治病时认识她的。我和徐士文结婚后，家就安在老家桲椤村的西庵（金斗夼）上，我是一直到1994 年才从庵上搬下来，是当时庵上下来最晚的一家，最后走的小儿子也比我早两年下来。我和老伴一生共育有4女2男6人，2008 年时，我最大的女儿 60 岁，最小的儿子 45 岁，其中除老四和老六为男孩外，其余为女孩。我老伴徐士文于2006年冬去世 ，时年86岁 。1947 年我被动员参加了支前的民工队伍，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攻打临朐城、张店等地的战斗，负责救治伤员。当年11月战斗结束后仍然继续回到龙泉汤开药铺，但生意仍旧不好。1948年的11月我和老伴一起回老家住了一冬，转过年的1949年4月，经当年的同学、姚家庄的刘天祥介绍，到了昆阳区药社（就是后来的莒格庄医院），以后又参加合作医疗。1958年县卫生局调我到省中医学院进修了一年。当时全县一共选拔了三个人去。一年中，我们一共学了十一门课程。由于当时讲课的老师都是在这一领域钻研多年的专家，所以在中医理论方面比当年观里师父讲的又加深了一层，这使我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对《温病学》的学习，使得我对温病的认识由《温病条辨》的三焦理论进一步上升到营卫气血理论，这对于我以后诊疗技术的提高帮助非常大。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人体解剖知识的学习，更使我眼界大开，因为我们本土医学是不研究解剖的，营卫气血又没有具体形象，所以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和判断不很到位，有了解剖学上的了解后，很多道理就明白多了。也使我对原有的龙门派道家医药知识， 无论在理论的理解还是在实际的应用上， 都有了更深入和更新的体会。在济南中医药学院学习的这一年时间，除了系统地学习正规学院派的中医理论外，我又进一步学习了中医针灸和推拿的理论，为以后更全面地掌握针灸和推拿技术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理论山基础。1959年学习回来后，我被分配到威海温泉疗养院（山东省总工会所属）干保健医生，在这里我得到的最大收获，是通过拜师学习提高和完善了我的针灸技术。比较针灸和中草药两种方法的治病效果，我自己的总结是：功能性的用针灸疗效好，见效快，炎症的病症中草药效果好。因为针灸只是改善患者的功能，对于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炎症，它没有直接的杀灭作用。在1962年6月1号，我从威海回来。回来后，当时县里卫生局的领导想让我在城里的县医院工作，被我给婉拒了，因为离家太远，太不方便。所以我回来后，一直是在新成立的莒格庄人民医院里担任门诊医生，中间有限的几次外出都是短期的。从1965年开始，县卫生局调我参加乡村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让我领着他们到昆嵛山认识昆嵛山中的各种中草药，在两年中，我先后参加过五期培训班的教学工作，最多的一批有 30 来人。这五期培训班里，有几个人的脑力条件还是很好的，我很想把我的东西传给他们，因为当时我也已经五十岁了，也开始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但外部的各方面条件还都不成熟，只能作罢。我是1975年国庆节正式退休，退休时的职称为十三级中医师（相当于现在的副高职称）。十三级的中医师是在56年县上评级时就定下来的。当时全县的最高中医师职称是十二级，只有一个人（他名字当时没有去打听），十三级的也只有两三个人。定级后我每月拿 63.5 元的工资，后来不长时间又涨到78元，一直拿到退休。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那时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每月才拿 56 元，一般的大夫则每月只能拿到 30 ～ 40 元的工资。后来国家一直没有职称晋升制度，所以我就一直停留在这个职称上，直到退休。在1976年，我又被返聘到水道医院，帮助教学一年，当时全县一共抽调了三人。后来又应莒格庄医院之邀，在那里又干了整整四年。那四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是在门诊坐堂。当时我在水道医院门诊坐堂看病是比较有名气的，可以说，只要我坐在那里，病人几乎就没有找其它大夫看病的。在坐堂诊病时，我开始逐渐感到医院对病人的收费似乎有点太贵了，有些农村的穷人来此看完病后，却根本就拿不出治病的药钱。看到这种情况后，我就把这担心跟院长作了反映，但院方似乎也有他们的苦衷，因为若不如此，那么医院本身就无法运转下去。面对这种两头为难的情况，我只好辞了在医院的工作，返回自己家里。我当时的想法是：在家里给老百姓免费看病、开处方，然后让病人自己拿着我的方子去到药铺（不是医院的药房）去抓药，这样的话就可以给患者节省一大笔的治疗费用。当时我从医院回家自己开诊所时，有人误认为我是为了自己多挣钱，其实这是瞎猜，我根本不是为了钱，因为我看病开处方从来不收一分钱。只要能给穷人省了点钱，我心里就很高兴，这也是我一生的一个乐趣。现在虽然岁数大了，写个方子很慢，但心里很高兴。更叫我感到无憾的是，我行医这一辈子，在我手里没有死过一个人。对于道家的饮食保健我懂得的不多，据说有专门研究素食保健的，但我过去没有条件去研究，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的主要养生保健还是依靠古法的戒律配合静定功夫，我的几次关口门槛都是靠它们平安地渡了过来。道教医药特色之一是要求医者个人有修行经验和基础，但这个方面实在是太深太艰难了，我说不好，只能说自己有一些感悟。我的老师当初教我的东西我没有自秘，只要有愿意学的我就传，因为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你做不到是你自己有问题，不是我保密。其实越简单的东西大家越做不到，甚至瞧不起，所以传不出去我也没有办法。我的东西主要是养生保健，保你健康长寿是足够了，我两次从鬼门关里逃出来就是这点东西。现代人都喜欢神秘，有时上当受骗还心甘情愿。我现在也还在不停地学习，希望能活到老、学到老，到现在脑子还能记东西，没有糊涂，就是反应慢了一些。看个病、开个方子还行，这一辈子能有机会帮助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人结缘，想起来心里乐悠悠的。